中信实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历任行长)

1991年8月16日至17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原行长高森祥特大受贿案进行公开审理。

会场内外熙熙攘攘，在场旁听的除几百名观众外，还云集了深、港两地和广东省权威新闻媒介的记者数十人。

这是深圳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审判。因为无论是从受审罪犯的地位抑或是犯罪的经历还是其受贿的数额来说，都足以构成一条爆炸性新闻。

难怪当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这一消息时，立刻引起了国内金融界的震惊。香港多家报纸几乎都在头版披露了这一消息。

人们也许要问，高森祥是怎样走向腐败的？翻阅高案厚厚的案卷，可以追寻到这个特大受贿犯的人生轨迹。

1963年大学毕业的高森祥，十分幸运地分配到了国家测绘总局任科员。他在工作上还是勤勤恳恳，在思想上也求上进，所以在1975年，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尽管他已近不惑之年，却还没有混上一官半职，但心里还是满足的。不管怎么说，他毕竟生活在首都，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十分诱人的，尤其是对来自贫穷山沟的高森祥而言，这不啻是一种荣耀和自豪。

高森祥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他希望在工作上干出一番事业，与此同时，也使自己的家庭生活得到改观。

他肩负着赡养老小的责任，过着清贫淡泊的日子。他认为在测绘局工作施展不了自己的才能，实现不了自己的“宏图大愿”，便在1979年跳槽进了中国银行综合局计划处。

韶华易逝，转眼已近不惑之年。眼前的现实与少年时的期望值反差太大了。他私下抱怨自己的才能得不到发挥，他把视线投到了深圳。

想不到，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使高森祥的命运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在祖国南方崛起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各种人才，高森祥似乎已经感到，到那片神奇而充满生机的土地上去，能够发挥他的才干。

于是，他几乎没怎么犹豫，就下了到深圳的决心。在当时，深圳的影响力并不如后来这么大。高森祥的一些同事就劝他，北京的户口多么宝贵，怎么能轻易抛掉？

但高森祥自有他的打算：在人才济济的国家机关，不知要什么年月才能熬出头，何不出去闯一闯？

1983年初，高森祥没费多大周折，就调到了深圳中国人民银行，分配在办公室秘书科工作。

其时，正是特区初创之始，很需要像他这种专业的人才。初来乍到，特区建设的气氛还是感染了他，他看到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看着一片片热火朝天的工地，心里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

恰好这时深圳的金融体制正面临着改革，很多问题急需探索。于是领导上就把拟定一篇关于深圳中国银行发展方向及运行机制的论文的任务交给了他。

高森祥凭着多年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结合特区的实际情况，写出了《关于中行体制改革的报告》，从而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同行的好评。没多久，他便被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

春风得意马蹄疾。随着高森祥对工作表现出的积极与热情，信任与“官运”便接踵而来。

1984年6月，升任办公室主任；1986年4月，调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当副行长；翌年6月，评上高级经济师职称；1988年5月，筹备全国六大专业银行之一的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6月，到深圳不过才三年多一点的高森祥，登上了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的宝座。

作为对深圳金融事业在初创阶段有过贡献的高森祥，凭着他自己的精明和才干，在较短时间里，就从科员擢升为副厅级干部。

这除了他本人的主观努力外，还由于特区的环境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缘。本来，良好的机遇和广阔的天地可以激发他大干一番事业。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重权高位，反倒使他的私欲膨胀起来，最后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因此有人曾不无感慨地说：像高森祥之类的人，崛起于改革时代，成功于改革时代，也自毁于改革时代。这无疑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一般说来，技术职称的升级和行政职务的擢升，表明其人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德才的长进。但高森祥是个例外。

当他当办公室主任时就开始目中无人，并出现过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情况；还因帮助别人调动工作而收受大量礼物。当上农行深圳分行副行长时，他以权谋私，为其儿子所在的一家无资信企业贷出了150万元“人情款”。

这表明，随着职务的提高，高森祥的私心也随之增重。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高森祥日后堕落成特大受贿犯，并不是偶然的。

金钱、美色开始启动他那贪婪的阀门，糖衣炮弹摧毁了他十分脆弱的防线。

对于真正干事业的人来说，深圳确实是一块容易成长的土地。但对那些贪图享乐的人而言，深圳却成了他们冒险的乐园。

由于这里毗邻港澳，商品经济异常活跃，于是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形成了种种诱惑。尤其是对某些身居要职、权重位高的人来说，要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站稳脚跟，确实需要较强的免疫力。

在深圳分行里，高森祥大搞任人惟亲，分行和各支行干部职工中，他的老乡占了三分之一，而且每个部门特别是核心部门负责人都是绝对服从他的亲信。

分行内部风气很差，许多中层干部和职工经常接受贷款户邀请到外面吃喝、按摩。在25名中层干部中，有12人有贪污受贿违法乱纪行为，其中3人被检察机关逮捕，2人取保候审。

高森祥很快便堕落了，开始大肆贪污受贿。

高森祥贪婪所得之财，大量用于吃、喝、嫖、赌，挥霍无度，连了解其中内情的港商也不顺眼，尤其是他时时刻刻都在嫖女人，显露出种种丑态，太有失身份，因而劝高要有所收敛。

“老总啊，你老这样做未免太不像话吧，你有没有后怕？”

“没事，没有什么可怕，我检察院有人，市委也有人。”

“如果真出了事，不管谁出面也保不了你呀。”

这是一段十分精彩的交谈。尽管此时的高森祥嘴里仍十分强硬，但内心着实有点虚。

他想到了退路。这退路，当然不是去投案自首，而是外逃。

要外逃，首先要解决的是弄张护照。他盘算着应让谁去办。挑来挑去，最后，他选中了港商陈某。

这陈某在深圳分行正式开张之前的1988年9月就曾“关照”过高161万港元，以后几乎每月都有最少1万港币的进贡。

当然，从此以后，虽然陈某在内地并未办企业，但他介绍别人向高贷款次次都能批准，并且高还经常指令贷款的单位要转划部分款给陈某使用。

1990年5月上旬，高森祥开门见山向陈某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没过几天，陈某通过另一港商B花费14万港币给高办理了一个多米尼加护照。

当高在香港接过护照时，他着实美滋滋地高兴了好一阵子。回到深圳，作为回报，他在批给深圳某公司的450万美元贷款中附加了一个条件，即这家公司从中转借150万美元给港商陈某使用。这家公司照办了。

高森祥一阵忙乎之后，觉得该是清点一下自己到底有多少钱的时候了。5月23日，在香港逗留的高森祥拜访自己的“管家”李某。

从1989年8月23日高森祥首次将赃款16万元港币交给李某保管之后，李某便成了高的“管家”。以后高森祥每次交予他的钱物，李某都详细的记在一个红色记事本里，连每次支出情况也同记在一起。

当李某知道高的来意之后，便拿出记事本，高森祥也顺便拿出一张便笺，在朦胧的光线下，两人做起了简单的加减运算。

结果算出：高交给李某保管的计有港币100万元，人民币14万元。高森祥将这两笔数写在便笺的后面，李某接着写上了“90.5.23”的字样。

100多万元，应该说这已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然而高森祥却仍嫌不足。他加紧了贪婪的索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隔不久，这红色记事本竟成了记载高森祥受贿可耻历史的最有力罪证。

护照有了，钱也大把抓了。高森祥决定先用这本护照“演习”一下。

7月初，他在深圳向上文提及的港商陈某提出要买机票到国外旅游，陈某当即拿出5000元港币。

几天后，高来到香港，持护照准备与那位帮忙办理护照的港商B夫妇一同前往泰国、新加坡观光游览。临走前，在陈某家里，陈再次拿出8万元港币做此次游玩的费用。

7月15日，高森祥一趟风光之后回到香港。16日，又拜访了港商陈某，并对他说：“虽然多米尼加护照已办好，但要有居住权，仍需一笔款。”

意思相当清楚，向陈某要钱。陈又拿出20万港元并和高一起到恒生银行某分行。高用自己的护照将这20万港币存入。接着又打电话给“管家”李某，要他到陈某家来，将护照交给李某保管。

由于高森祥身居高位，他的假面目掩盖了本质的东西，尤其是行长这个闪光的头衔，为他的犯罪活动起到了掩护作用。

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狐狸再狡猾，也有露出尾巴的时候。高森祥案发，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案件；但即使没有这次偶然，高森祥迟早也会被挖出来的。

1990年7月，深圳南头区检察院收到了一封群众举报信，举报高森祥的酒肉朋友泛信化工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陈民先大肆挪用和挥霍巨额贷款，引起了检察院的高度重视。经过认真分析，他们决定传讯陈民先。

狡诈的陈民先并不承认对他的举报，但语言中难免露出破绽，于是检察官们决定对他的住处进行突击搜查。

在他的卧室里，意外地发现了一份奇特的“合同”。该合同由陈民先与一女性共同签订，内容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陈民先买一幢房子供这个女性在深圳居住；并在国外为她存30万美元以便今后出国定居使用；在深圳期间每月须给她1万港币的零花钱。

这个女性对陈民先的“义务”是：做他十年的情妇，十年间除陈民先外，一概不与任何男人发生性关系。

陈民先解释：签订这份合同，主要是害怕他的情妇与别的男人发生关系后染上性病再传染给自己，所以双方根据以上条件签了合同。

同时，陈民先在事实面前，也承认了他挪用贷款情况。当检察官问他，如何能拿到这么多贷款时，陈民先便供出了高森祥贷款给他时，曾接受过他110万港币的情况。

检察官们震惊了！一个副厅级行长，受贿100多万元，怎能有如此大的胆子？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又反复讯问陈民先。得到的回答依然十分肯定，还保证：“如若有假，愿负法律责任！”

当夜，南头区检察院作出决定，马上将此重大案件的案情报告深圳市检察院。同时，立即接触高森祥。

7月21日凌晨3点多钟，检察官们顶着夜幕来到高森祥的家门口。当他们敲开高家屋门时，前来开门的高的妻子，听说要找高森祥，又是穿着公安服装，心里不由一惊，说高森祥到香港去了，找他干什么？

检察官为了不打草惊蛇，便说是例行公事，查户口。

第二天，高森祥从香港回来，其妻将凌晨查户口的事告知了他。

狡猾的高森祥感到这绝非一般的查户口，可能是公安局已盯上了他。于是匆匆忙忙收拾简单的行装，到单位上说要到广州去看病，便离开了深圳。

7月23日，陈民先因经济犯罪被检察机关逮捕。24日高森祥从香港回到深圳，闻讯害怕自己受贿这事由此败露，便急忙将陈某于1990年1月下旬送他1万元“红包”上缴到银行办公室，并吩咐经手人将收到的缴款时间写成2月，以造成他一收到陈某的“红包”贿赂便立即上缴的假象。

与此同时，他也预感到自己末日的来临，便迅速通过港商李某购买了8月2日从广州到巴西的飞机票。

高森祥离开深圳后，并没有到广州去。而是带上正与他打得火热的情人杨小姐回梅县乡下的老家去了。

此时，由广东省、深圳市检察院主要负责人和公安部门组成的办案指挥中心已成立，准备逮捕高森祥。但很快他们就知道高森祥已离开了深圳，而且了解到他8月1日就要到巴西去考察，出境手续均已办好。

时间紧迫，事不宜迟。很快，一道道命令传到边检、海关，对中信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实行边控，决不能让他出境。

高森祥在梅县老家忧心忡忡，仍忘不了带上他的情妇游山玩水。

高森祥时刻用“大哥大”无线电话与深圳的铁杆亲信联系。由于指挥中心保密工作做得好，没有让风声走漏，所以高森祥得到的回答是：深圳一切正常。

于是，7月29日深夜，高森祥又鬼鬼祟祟地返回了深圳。可是当他的专车一出现在住宅附近时，就被公安干警发现了。他们马上得到回令，继续监视高森祥的行踪。

第二天早上，高森祥故作轻松地坐上自己的豪华皇冠车去上班。到了办公室后，他马上吩咐自己的亲信——行政科长陈某到海关去索要放行条。

以往，高森祥常常乘专车从文锦渡口岸出境，都可以先派人去拿放行条。可这次，陈某回来说，要随车出境时，才能拿放行条。高森祥感到不妙，忙叫其专车司机与陈一块将他的豪华皇冠车开走，一直开到修理厂去。

当专车司机李某和陈某走出办公大楼后，暗中监视的公安干警以为陈某是高森祥，所以待车一驶，公安干警们也迅速上车悄悄跟去。

到了汽车修理厂，公安干警们上前以违章为由查询证件，才发现车上的两人都不是高森祥。

指挥中心接到这一情况后十分着急，判断高森祥想用金蝉脱壳之计。连忙给各路兵马下达继续查找的命令。

几个小时过去了，依然不见高森祥的踪影，从指挥中心的每个领导到执行搜捕任务的干警，都处于焦虑之中。他们十分明白，如若让高森祥这样的重大罪犯越境跑掉，真是一个重大失误。

突然，新的情况又出现了，中信银行的大楼里，又走出两个人，坐进一辆警车，快速驶去。公安局长梁达钧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疑惑，难道公安局有人护送高森祥？

他马上命令车管所，查这辆车是什么单位的。车管所的电脑荧光屏上，根据干警提供的牌照号码，显示出该车是中信银行的押钞车。

几经周折，干警们拦截了这辆押钞车，可打开车门一看，车上没有高森祥，只有他的助手陈某和港商陈某，经讯问，他们均不知道高森祥到哪里去了。

目标再次消失，干警们急得火烧火燎。最后决定找高森祥的司机李某。但李某也不知道高的去向，只说他最后见到高森祥时，他正与深圳某公司的梁经理在办公室。干警们迅速找到梁，才知高森祥到广州去了。

狡猾的高森祥，派陈某到文锦渡海关拿不到放行条后，即想出了一条金蝉脱壳之计：打电话叫梁某到办公室来，假装与梁谈贷款之事，然后让梁经理用车送他从文锦渡出关。

到了文锦渡海关后，高森祥拿出护照、签证，证明自己要到巴西去考察。已接到命令的边检人员巧妙地拒绝了他，说从文锦渡出关要有车，而高森祥自己无车，应该从罗湖海关出境。

高森祥马上明白，从深圳出不去了。但依然不慌不忙地让

梁经理送他到布吉海关。到布吉海关后，又借故让梁的司机送他到广州。梁经理的专车司机告诉干警们，高森祥住在东山宾馆1307房间。

这时，已是7月31日，高森祥呆在房间里冥思苦想，一会儿他的思绪飞到澳大利亚，那里有他昔日的情人孙某，如若他能出去，还能在异国他乡与她旧梦重温。

他不敢用去巴西的护照和签证出境，他估计边境口岸已将他作为通缉对象，所以又托港商李某给他尽快搞一个多米尼加的假护照。

他等待着，心情始终难以平静，时而走到窗前看看，时而走到门边，欲出又不敢出，最后，只好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突然，有人敲门。高森祥兴奋地蹦起来。他想肯定是李某给他送护照来了，香港人办事效率就是高，他的心头掠过一丝欣喜，一下把门打开。他顿时傻眼了，站在他面前的是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

一副冰凉的手铐戴上了他的手腕。

8月1日下午5时，东躲西藏的高森祥在广州东山宾馆落入了法网。

高森祥被连夜从广州押回深圳，检察官们立即对其审讯。与此同时，检察官们开始了追赃的行动。

检察官们依法搜查了高森祥的住宅及办公室等地，可是，仅搜出了一些高档家用电器、名烟名酒、高级补品、少量的黄金首饰和现金。

赃款赃物哪里去了？检察官们想起了几天前高的亲戚杨某、古某等人曾从高家把5个大旅行袋送到杨家的情况。依法搜查杨家，果然有5个大旅行袋，但打开一看，里面全是些烟酒鞋等日常生活用品。

对于一个收受巨额贿赂的嫌疑犯来说，绝不可能仅止于此，其中肯定有鬼！于是，检察官们依法拘留了杨某、古某和高妻等5人。在凌厉的政策攻势面前，高妻终于向检察官们招认：赃款赃物被杨某、古某等转移到亲戚李某家中。

对李某住宅的依法搜查中，搜出了大批赃款赃物，计有现金人民币5.6万元、港币3.4万元；存折中存有人民币10.5万元、港币5.2万元；金首饰70件，其中最大的一只镶钻石的金戒指价值达6.2万元港币。李某承认，这些东西是几天前从高家转移来的。

与此同时，检察官在审讯高森祥的过程中，掌握了港商李某是高森祥一个重要的窝赃者和行贿人的线索。经查，港商李某正在广东，并在深圳购有私宅。

一道协查港商李某下落的通知，迅速发往广东各地。不久，广州来电，李某在广州，现已被扣留，从其身上搜出高森祥的一本多米尼加护照。

港商李某被送到深圳后，检察官又依法搜查了其住宅，搜查结果收获颇丰：除搜出部分现款外，还搜出了多本内地和香港的银行存折，计有人民币65万多元、港币45万多元，此外还有大陆和香港的信用卡9个。李某交代说，这些东西绝大部分是高森祥存放在他那里的。

在铁的事实面前，一直在探询检察官们掌握了他多少犯罪情况的高森祥，不得不供认了他升任行长之后索贿受贿的犯罪事实。

检察官们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取证，并得到了香港廉政公署的密切配合。经查明，从1988年下半年到1990年7月间，高森祥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计港币169.9万元、人民币66.23万元、美金5000元。

高森祥能收受如此巨额的贿赂，是因为他手中掌握着银行发放贷款的权力；为了这些贿赂，高森祥提供了人民币8580万元、美金1300万元、港币700万元的贷款，提供贷款担保944万美元。

这权钱交易的罪恶，多么令人触目惊心。高森祥也许是创下了记录！

高森祥被抓住了。

消息马上传遍了广州、深圳公、检、法及有关部门，很多人心里都松了一气。一个干警后来说：这么大的罪犯，要抓不住，我们怎么向深圳人民交待？

高森祥在广州被抓的当天就押解回了深圳。为防止与高森祥有关的人员转移赃物赃款，检察机关马上对高森祥开始讯问。在强大的心理攻势面前，高森祥供出他的赃款赃物分别藏在家里和港商李某处。

于是，检察官们一方面前往高森祥家，让其妻交出赃物赃款；一方面查找港商李某。

7月31日晚上，就在高森祥被抓走不到五个小时，李某来到东山宾馆，敲开1307房间的门，被正留守在那里的公安人员拘留。

在他身上，果然搜到了他为高森祥办好的多米尼加护照。公安人员当即将李某送到深圳，并希望他配合交出高森祥托他保管的赃款赃物。

李某见大势已去，即将他向高森祥行贿的情况和代高森祥窝赃的事实坦白交代。在他的住宅里，查获了45万多元港币、65万多元人民币的存折，还有大陆、香港等地的信用卡9个。

同时，检察官们在高森祥的家里，查到了已被转移的赃款5.6万元人民币、5.2万元港币的现金，10.5万元人民币、5.2万元港币的存折；赃物有金首饰70余件，其中就有那颗价值6.2万元港币的钻石戒指。

最后，经法院认定，高森祥自1988年底到1990年上半年一年多的时间里，索贿受贿173万元港币、63.23万元人民币、5000多元美金。与此同时，他向这些行贿者提供并担保了人民币8580万元、美金2244万元、港币3650万元的贷款。最后，这些都成了罪证。

1991年8月16日至17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信银行深圳市分行原行长高森祥特大受贿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当法官宣判的声音响彻在公审大厅里时，每一个人都屏住了呼吸，就连此时垂头丧气的高森祥，也竖起了耳朵。也许，他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然而法律是公证无情的，不容亵渎的。

宣判结果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一审判决特大索贿受贿犯高森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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